曾几何时，穿着或黄或蓝的工装，骑着电动车的外卖骑手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他们总是行色匆匆，但总是被抱怨来得太慢。他们飞速奔行在路上，却拼尽全力也无法摆脱“订单超时”的紧箍咒；他们总是送完最后一单就下班，却始终背离着家的方向驰骋；他们饱受算法和数据的压榨，却紧紧地黏合在数字平台上。他们做着跑腿的工作，却过着游戏一般的生活。……
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，过渡劳动将他们“渡”向何方？一切都似乎必定有答案，但又没有人能准确作答……
他们是谁？
沿着这条时间线，我们可以窥见外卖骑手的前世今生：
2004年，Grubhub外卖平台在美国诞生，成为世界上首个线上外卖平台。
2009年，国内第一家外卖平台“饿了么”正式成立。
2023年，外卖骑手以“网约配送员”的称谓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。
目前，中国拥有“美团”、“饿了么”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卖平台。
他们从事的工作，我们都清晰可见，历历在目。但他们与传统的工厂蓝领、公司白领、体制内的公务员等稳定、体面的劳动者有着怎样的不同？
如果将工作按照消耗还是成长的标准来划分，这样的差别就是显而易见的。
消耗性工作，是指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，通过消耗自己的体力、智力、精力以及时间，甚至生命为代价来获取劳动报酬；除劳动报酬外没有或较少有知识、经验、技能以及职业前景的积累和收益。
成长性工作，是指劳动者通过工作获得薪金、荣誉等物质精神报酬的同时，所积累的工作经历还为劳动者未来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有所助益。
按照上面的标准，无论从哪个角度，任何侧重比例分析，外卖骑手的工作都是消耗性的而绝非成长性的。也就是说，外卖骑手无论怎样的辛苦付出，都不能为日后的收入增长、职业发展、阶层跃迁带来任何的积累和帮助。
外卖骑手是时间和空间的联接者，同时也是时空的转换者。他们从农民变成了市民，从乡村走进了城市，从工厂工地走进了大街小巷。这些改变不仅是巨大的，又是极为艰难的；他们不仅在改变着自己和家庭的命运，也在用琐碎的行动书写着社会、时代、历史的宏大命题。
如果“稳定”在工作中具有目标价值的意义，是衡量工作含金量的重要指标，那么，在社会加速变化，经济日趋多元，人口流动更加频繁的时代大背景下，稳定对劳动者意味着优势还是劣势？
平台需要持续不断地劳动流，而非稳定的劳动者队伍。只要劳动过程不中断，平台就能完成确立的工作目标。
至于形成劳动流的一个个“水滴”——劳动者，平台并没有太大的意愿让他们稳定而忠诚。因为，稳定的劳动者队伍不仅会增加购买劳动力的成本投入，还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，使得劳动流的“流速”变慢，导致平台的利润水平下降。
他们是“流动”的人，一旦固定下来，就意味着订单消失、无活可干、收入归零。流动不仅是他们的工作内容，也是他们的生活常态。
被困在时间里的人
外卖骑手是时间的“追逐者”，是一群与时间比快慢的人.然而,规则和秩序束缚着他们，算法和平台制约着他们。要想遵守秩序，就要牺牲效率；要想追求效率，就不得不破坏秩序。
很多骑手在两难的境地中，成了秩序的破坏者，而遭到歧视、抵制，甚至“禁入”就成了捍卫秩序最有效也最高效的选择。 此时，空间就成了权力的比武台，由此引发矛盾冲突暴露无遗。
平台用算法将骑手的劳动技能差异彻底抹平。骑手间唯一的竞争手段是工作时间，而工作时间又塑造了劳动者间最基本的公平。每位骑手的时间极限都是公平的——二十四小时；每位骑手的劳动成果分配是公平的——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不劳不得。 这实现公平的同时，人被异化成了不能疲倦的全时机器。
骑手和外卖平之间不仅是共生进化的关系，也是竞争互戕的关系。骑手反馈的劳动数据量越大，算法更新迭代的速度就越快；算法越精准，骑手可自由掌控的空间和时间就越少，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就会不断攀升。
算法是平台、骑手和消费者多方利益实现的最优解。当算法做为支配性力量参与到市场资源配置当中去的时候，它就是“看不见的手”的那根“金手指”。它使得资源的分配在数据和逻辑的支持下愈加高效，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技术伦理问题有待解决。
特殊的一群人
传统工厂里的劳动者，在分工协作中将彼此联结在了一起，形成了具有共同利益的阶层群体；外卖速递行业的骑手们彼此间相互竞争，在利益冲突中被阻隔、分化，呈现出各自为政、各行其事的个体。
外卖骑手的原子化和分散化特点，决定了劳动者难以用传统的群聚方式建立社交关系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社交需求，不渴望与同行建立稳定长期甚至密切的联系。毕竟人是社交动物，群体性的存在。外卖骑手是数字经济的从业者，利用网络技术和新媒体建立、维系社交关系是他们的优势和必然选择。这也打破了时空对社交活动的规制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从“在场”转移到了“线上”，互动交流的方式和内容更加多元而丰富，促进了社群的稳定和活跃。
外卖骑手间是一种弱联系和强竞争的关系。他们间几乎不存在通过彼此协作完成同一项工作任务，而“抢单”却是他们之间司空见惯的竞争方式。但当他们在面对资方平台或顾客群体时，他们又有着共同利益。因此，他们又是一个需表达共同的诉求，需要协调一致的合作群体。
作为群体性的客观存在，在面对共同的问题时，他们的联结、协商与表达都会与传统的社群阶层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和显著的差异。也正如此，他们才具有了社会成员独立性和独特性。
读完本书，给人一种鲜明的立场感。著者以居高临下式的同情，将骑手贴上“社会中下层“”的标签后，从俯视角度观察他们，把田野调查的内容铺陈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中。但研究的前提首先应该是中立理性、价值无涉的。从这个角度审视，作者的研究，就显得故事性过强而客观性不足了。
在著者看来，外卖骑手是一群“朝不保夕者”，从事着迟早有一天要离开的工作；送外卖只是他们无奈之下，采取的缓兵之计。虽然他们早出晚归、在顶风冒雪、烈日风雨中奔波，但他们并不热爱这份工作。那么，究竟什么是“对工作的热爱”，“对工作热爱”的表现又是怎样的？ 如果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，不是对工作热爱的表现，什么又是呢？如果通过勤奋劳动、努力工作，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报酬，不是工作的价值体现和劳动意义之所在，什么又是呢？
著者对“过渡劳动”和骑手群体的“碎片化”充满了担忧和悲观的情绪，但这样的负面观感是否是一种“卢德主义者”的杞人忧天呢？
科学技术催生了新的劳动形态和组织关系，同时也给劳动者和资本方带来了新的问题和矛盾。面对新的趋势和困境，抱持悲观的态度，认为今不如昔，世风日下，对新生事物更多地否定和批评，并不利于问题和矛盾的解决。
相反，对未来时刻充满乐观，在积极追随趋势中，引导、修正趋势才能消除新生事物的弊端，促进人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。
本文最初发布于微信公众号“王晓龙的字间长路”。查看微信原文